
1973年12月,八大军区的司令员们进行了对调,济南军区的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的司令员曾思玉互换职务。在武汉的机场上,杨得志与曾思玉握手告别,留下了深厚的情谊。
提到杨得志与曾思玉,两人之间有着多年的老上下级关系,彼此之间的合作与信任构筑了深厚的友谊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随着红军主力的改编,曾思玉所在的部队被调整为八路军的115师343旅685团,而曾思玉则担任起民运股长一职,主要负责后勤保障工作。这时,团长正是杨得志,他们的上下级关系更加紧密。
在平型关战斗之后,杨得志和曾思玉相继离开了385团。杨得志被调任344旅的副旅长及代理旅长,而曾思玉则调至686团担任政治部主任,团长是杨勇。此后,曾思玉又调到689团担任政委,继续在军事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展开剩余63%到了1940年,曾思玉被调至鲁西军区担任政治部主任,军区司令员是杨勇。1941年,日军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扫荡,导致鲁西军区与冀鲁豫军区的根据地不断缩小。为了适应这一严峻的形势,两个军区合并为新的冀鲁豫军区,由杨得志担任司令员,杨勇则担任副司令员(此时正在延安学习),曾思玉则被任命为第二分区的司令员。
随着抗战的持续发展,冀鲁豫军区的主力部队调整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,杨得志被任命为司令员,而曾思玉则任纵队的副司令员,他们共同参与了邯郸战役。随后,部队接到命令北上赴东北作战,到了12月份,他们抵达了晋察冀军区。由于东北的咽喉之地山海关和锦州被敌军占领,第一纵队被暂时留在晋察冀继续作战。
到了1946年底,第一纵队重新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,杨得志和曾思玉也被留在晋察冀军区工作。当时晋察冀军区虽然人才济济,但在军事主官方面还是显得捉襟见肘。他们俩各自担任了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和第四纵队的司令员。
1947年,晋察冀野战军成立后,杨得志被任命为司令员,而曾思玉则仍旧担任纵队的司令员。1949年,第四纵队被改编为第64军,归属于由杨得志领导的第19兵团,杨得志带领部队参与了太原战役、兰州战役及解放宁夏等重要战役。
在抗美援朝的战役中,杨得志与曾思玉再次并肩作战,曾思玉担任军长、兵团副司令员及参谋长等多个职务。战后,杨得志与曾思玉相聚于南京军事学院的战役系,两位老战友从上下级关系转变为同学,一同学习,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与友谊。
1957年,战役系完成学业后,杨得志被分配回到济南军区担任司令员,曾思玉则被调任沈阳军区担任参谋长。到了1973年,两位老友在八大军区的司令员对调中,职务发生了变化,杨得志离开济南前往武汉任职。抵达武汉后,军区为杨得志举行了欢迎仪式,同时也对曾思玉进行了欢送。在这一别离之际,两位司令员与工作人员合影留念,用照片定格了他们之间那份难得的情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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